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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观照
信息来源:本站浏览次数:发布日期:2016-05-16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地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残酷的斗争实践证明,攻打中心城市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将部队带至井冈山,与党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一起开创并逐步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在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紧要关头,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基本道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面对这个艰巨的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陷入了迷茫之中。当时党中央许多领导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借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通过发动城市无产阶级参加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广大农村,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先后爆发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但是,由于敌军的异常强大和我军力量的相对弱小,通过夺取中心城市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斗争很快失败了。
 
  毛泽东从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教训中敏感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通过对当时国情的分析,认为在我军力量还不足以攻打城市的情况下,必须到敌人控制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他还以天才般的思维论证了在中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 “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特殊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这种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统一,并继而造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这是当时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第二,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认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少省份的农村都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这些农村的民众在农民运动中又受过民主革命教育。只要深入并立足这些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不断聚积、发展革命力量,就会将这些地方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建成夺取大中城市和全国政权的出发点与前进基地。第三,持续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国际各种势力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持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2〕。基于以上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3〕。这些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初步创立。
 
  二、在中国革命“如何领导”的重大问题上,确立了“党指挥枪”基本原则 
 
  如上分析,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拥有自己的军队。而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具有自身的缺点和弱点,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
 
  秋收起义受挫后,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部队思想一度混乱,士气十分低落,军心涣散。“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4〕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时,在部队中创立了党代表制度,将党组织建立在连上,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成立党委,团、营、连设党代表,并担任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并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均应经过党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由此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对此,罗荣桓评价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5〕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所创立的党代表制度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中国红军从缔造之初便有了政治灵魂,有了行动纲领。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创造,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也为中国革命“如何领导”确立了基本原则。不仅对红军在艰苦环境中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意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6〕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在红四军的党内和军内开始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平均主义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这些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及时澄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的影响,保持红军的马克思主义建军本色和无产阶级革命本色,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历史上称为“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该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如何领导”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1)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7〕。决议案明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思想残余。(2)红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决议案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8〕,决议案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9〕,通过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和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
 
  三、在中国革命“如何建军”的创军实践中,确立了人民军队新式建军的基本制度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实践并创新人民军队的建军制度。
 
  第一,倡行志愿兵役制。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党中央对革命军队的建设就提出了志愿兵役制的要求:“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10〕。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军队在缔造之初,部队主要还是靠雇佣制组建起来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也是如此。这种靠雇佣制组建起来的部队,无论是长官还是士兵,大多不是为革命而是为养家糊口而参军。秋收起义受挫后,鉴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起义部队状况,毛泽东在对部队进行改编时,果断地废除雇佣募兵制,实行志愿参军制,并宣布“愿留者则留,愿走者则走”。由此开始践行人民军队新的建军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直实行志愿参军制。
 
  第二,创建士兵委员会制度。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有不少旧军阀的长官色彩。为消除旧军阀思想对部队的影响,红军到了井冈山之后,连以上部队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11〕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12〕。士兵委员会通过对部队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管理,权力很大,“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13〕。通过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及其民主管理,毛泽东认为,“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4〕。
 
  事实证明,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都有机会参加军队的事务管理,这对健全军队民主,革除部队长官作风,破除雇佣与受雇佣思想,密切党与士兵的联系,聚合作战实力,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荣桓回忆道:“为了扫除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15〕毛泽东本人也对士兵委员会制度大加褒扬:“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6〕
 
  第三,创制人民军队军纪军规。严明的军纪军规是部队行军打仗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很重视部队纪律,在领导秋收起义时他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在转战井冈山的过程中,为赢得群众的支持,又向部队宣布“三条纪律”:第一,行动要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就是中国红军“三大纪律”的原胚。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江西省遂川县城,在分散发动县城周围农村群众时,他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时,毛泽东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部队的行动纪律。“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仅为中国红军奠定了统一纪律的基础,还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1929 年以后,根据客观实际和部队建设发展的需要,又将 “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发展完善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17〕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对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第四,明确提出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为了打开井冈山斗争的局面,1927年11月,毛泽东决定攻打湖南茶陵。在攻克茶陵城后,毛泽东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从职能上规定了革命队伍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使命,使广大红军战士懂得了“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8〕这个道理,从而使“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9〕。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回忆说:“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配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20〕
 
  四、在中国革命“如何作战”的战争实践中,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基本战术 
 
  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敌人的四次“进剿”、三次“会剿”到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五次“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中,敏锐地认识和把握了“围剿”反复的斗争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红军的行动,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并在不断战胜敌人“围剿”中得到较快发展。
 
  1928年1月,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时,毛泽东带领红军实施“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取得了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在此后的三次反“进剿”战争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红军游击作战经验,并在曾中生“飘忽战略”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作战原则,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在游击战作战原则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创建了包括井冈山在内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有三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同时,主力红军的作战原则也适时地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
 
  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和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为加大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力度,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向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在前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以及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这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这些基本原则包括:诱敌深入,待机破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速战速决;运动战等,这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21〕
 
 
  〔参考文献〕
 
  〔1〕〔2〕〔3〕〔6〕〔14〕〔16〕〔18〕〔19〕〔2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50,99,64,65,65,86,64,204.
 
  〔4〕〔5〕〔11〕〔12〕〔13〕〔15〕〔20〕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76,120,365,193,119,119,86.
 
  〔7〕〔8〕〔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9,88,81.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91.
 
  〔17〕聂金山.试论井冈山道路是科学的革命道路〔J〕.党史文苑,201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