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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解读
信息来源:本站浏览次数:发布日期:2016-05-16
  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战事频仍,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竟然有四次反进剿、三次反会剿,其他大小战斗不断。毛泽东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1]P8由此可见,红色政权要想生存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做保障。谭震林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中总结道:“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也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2]P12正式红军和地方武装是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井冈山的斗争,了解党的建军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必要性分析 
 
  (一)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均指的是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区别于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正规军指的是正式红军,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刚上井冈山时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朱毛会师后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8年又新增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地方武装指的是由地方成立、领导、组织和负责保障供给的武装力量。大革命时期,地方武装指的是各地的农民自卫军,暴动队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后,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能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赤卫队的武器比暴动队好些,有五响枪、九响和单响枪等。赤卫队、暴动队平时分散务农,战时则集中协助红军部队抗敌。当时,赤卫队和暴动是有年龄要求的,25岁至35岁的男性青壮年可到赤卫队,35岁至45岁的则编在暴动队。 
 
  (二)中央对武装斗争的初步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了组织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武装工农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8月9日规定了建设革命武装的总方针:“必须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把创建革命军队同武装工农结合起来,把建设正规军队和建设地方武装结合起来,把发展地方武装看作是建设正规军的基础,这是我党幼年时期对武装斗争的初步认识。随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但随着这些起义的相继失败,说明在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靠策动部分旧军队兵变,靠临时召集起来的群众一哄而起,是不可能取得胜利,武装斗争也难以持久。革命要想取得最后胜利,既要有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又要有组织良好的广大革命群众直接或间接参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后,中央多次来信指示:“以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军队要分兵发动群众,助成工农暴动,做工农武装的副力。1929年4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强调:在斗争中,一定要记住武装农民。扩大农村的武装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这是第一个主要任务。遵照党中央指示,各地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先后深入广大乡村,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动了群众武装的发展。 
 
  (三)发展地方武装是井冈山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一,井冈山的斗争形势非常艰巨,军事上不但有敌人正规军的进攻,还有敌人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团的进攻。正规军可以对付大股敌人正规军的进剿,但对于敌人地方武装经常性的骚扰侵袭,正规军则难以发挥大的作用,必须依靠地方武装经常性地驻守镇压。敌地方武装机动灵活,熟悉地形人情,善于乔装打扮,经常性地在根据地搞破坏活动。对于我正规军来说,对敌地方武装的乔装打扮不易识别,并且也难于全部歼灭。相反,对于我地方武装来说,他们本乡本土,熟悉地形人情,能够识破敌人的伪装打扮,地方武装的这些独特优势是正规军不具有的,也是必须发展地方武装的原因所在。 
 
  第二,当正规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向外发展去扩大根据地、扩大影响时,根据地只剩下少量的兵力,这点兵力是不足以保卫根据地的,必须有一支大的武装驻留在根据地,才能防止根据地丢失。正规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固然要选择敌人分裂、内讧时期,但敌人大量反动地方武装的存在,根据地内土豪劣绅和地主豪强的存在使得根据地并不是就安享太平,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险恶的斗争环境,必须时刻防备敌人的渗透、偷袭和破坏,必须有一支常备军才能威慑和应对敌人。当正规军向外发展时,保卫根据地,坚持本地区斗争的历史重任就天然地落到地方党和地方武装的肩上了,这也是必须发展地方武装的原因所在。 
 
  第三,根据地建立后,并不意味着根据地群众就敢放心大胆地去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但当我正规军不在和地方武装不强大时,经常出现“农民种地,地主割禾”的情况。面对反动地主豪强强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边界农民极怕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只有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根据地群众才敢和反动势力做坚决的斗争。没有地方武装,没有自己的枪杆子,广大群众是不敢以血肉之躯去抗击反动派的,即便抗击也是难以取胜的,革命需要民众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发展地方武装,镇压土豪劣绅,才能解除根据地群众的后顾之忧,才能激发根据地群众革命的的勇气,根据地民众有了自己的枪杆子,才敢于解放自己,翻身做主人,根据地群众尝到了革命的甜头,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生产运动,支持根据地建设,支持红军。 
 
  第四,根据地经济落后,“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而我正规军有4、5千人。一方面由于频繁的战事,我军需要不断地补充增加战斗人员,另一方面由于根据地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充军备,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藏兵于农”,地方武装半脱产性质的闲时务农,战时参军,既能保障根据地正常的经济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又能保障根据地有战事时的武装力量。这种形式无疑可以妥善地解决我军武装力量的体系问题,同时解决根据地的生产和建设问题。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的构建,它是我党对武装斗争的初步认识的结果,更是井冈山斗争实际形势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军思想上的重要成果。 
 
  二、正规军对地方武装的帮助和支持 
 
  (一)破除红军帮助地方武装会削弱红军的错误观点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创建,在创建初期,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大部分同志并不理解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选择,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缺乏思想准备,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缺乏耐心,在他们看来“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1]P9这种流寇思想的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不愿到农村去做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扩大红军只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而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主力红军的路线。更甚者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问题,认为正规红军向地方武装输送人员和枪弹、从正规红军中抽人去办训练班,培训地方武装骨干,必然会使正规军削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待此问题,正规军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可以换来千千万万围绕自己周围的地方武装。地方武装本乡本土,熟人熟地,与外来敌人作战时,常常能发挥其容易隐匿和出奇制胜的优势,起到正规红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3]P9一旦需要,地方武装可以编入正规红军,其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明显强于招募的游民。实践一再证明,正规红军帮助地方武装,正规红军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正规军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地方武装发展为正规军,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军思想上的伟大创新。 
 
  (二)成立军官教导队帮助训练地方武装的指挥人员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1]P10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军官教导队,这是专门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以及边界各县的赤卫队指挥人员的军事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和军事,要求学员既要懂军事,更要懂政治。军政结合,旨在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以及学员的军事技术。这期教导队原计划办3个月,后因斗争形势的发展只办了两个多月。红四军成立后,又在茨坪创办了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红五军上山后,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创办了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教导队为地方赤卫队培养许多优秀学员,他们成了边界革命的骨干分子,极大地巩固了边区红色政权。为地方武装培养的著名学员刘仁堪,就曾任莲花县委书记,牺牲时用脚趾头沾鲜血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这种革命必胜的信念和牺牲精神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勇敢的拿起武器做斗争。 
 
  (三)直接派有作战经验的红军干部充任地方武装的指挥人员 
 
  除了成立军官教导队,为地方武装直接培养指挥人员外,红军还直接派优秀的军事干部去地方担任军事指挥官,领导地方赤卫大队。由于井冈山斗争时期战事频繁,很难有充裕的时间系统地为地方培训军事人才。因此碰到特殊情况时,正规军还直接派指挥官去地方赤卫队任职,担任队长。例如资兴、桂东、汝城三县成立湘南游击队后,红军将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留下担任湘南游击队的大队长。并曾派红军连长夏炎担任莲花县赤卫大队大队长。[4]P295这些军事指挥员就像酒引子,到了地方后四处发酵,壮大了我军武装力量。但由于井冈山时期,面临敌人多次进剿、会剿,敌我力量常常悬殊过大,派指挥员到地方任职也只能挑选战斗之余的间隙。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1]P9 
 
  (四)从正规军拨出一部分枪支给地方武装 
 
  地方武装在“马日事变”以前拥有枪支较多,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根据地创立后,国民党不但派正规军疯狂围剿,朱培德、吴尚还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进行进剿,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支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1]P7为此,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从正规军中拨出一部份武器给地方赤卫队,以对付反动地方武装的进攻和报复,保卫边区红色政权。地方武装的武器大部由红军拨给,小部由自己缴获,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各县枪数增加为:“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1]P9武装后,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地主豪绅的保安、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 
 
  三、地方武装对正规军的配合和补充 
 
  (一)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 
 
  第一,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正规军人员多,军事素养高,武器好,战斗力强;地方武装人员少,军事素养差,武器落后,战斗力较弱。因此在面对敌人正规军的大举进攻时,地方武装承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任务。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帮助正规军布置战场,侦察敌情,袭扰敌人,坚壁清野,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敢深入我根据地区。几乎在每次战斗中都有地方武装的身影,例如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地方武装大显身手,地方武装和地方群众万余人参加,协助我军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在赣敌第三次进剿时,宁冈、永新的地方武装赶往新、老七溪岭,利用山险,阻敌北进; 第三次“会剿”时,前委和毛泽东将永新、宁冈、茶陵四县的地方赤卫大队、暴动队组成边界赤卫总队,由鄢辉任总队长,刘作述人党代表,统一调配,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互为犄角。共同拱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P395 
 
  第二,正规军以集中为主,地方武装以分散为主。敌人力量强大,主力红军分散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必须集中为主,攥紧拳头才能打败敌人。正规军有时也会分散,但那是在没有战事的时候,正规军分散去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群众。正规军不能分散的原因主要是:“(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需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1]P10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也多次证明,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地方武装由于和主力红军承担的任务不同,因此必须以分散为主,地方武装主要承担镇压反革命,保卫地方政权,配合红军作战的任务。分散活动更有利于侦察敌情、袭扰敌人、保卫政权,此外地方武装以分散为主还因为地方武装本身是半脱产性质,需承担经济生产的任务,这也使得地方武装必须以地方为依托,分散进行经济生产。 
 
  第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共同成为保卫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道:“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撑起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1]P35可见,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就像是根据地的左膀右臂,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如果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的地方武装,只有当部队一来,政权才有一阵子,军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就实行白色恐怖,政权又没有了。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写到:“各县的地方武装……作战能力都还不错,因为经过的斗争多,完全是在屡次的战争中磨练出来的。”[2]P249各县赤卫队、暴动队这类地方武装,已成为红军的重要配合力量,他们与正规军一起,共同担起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的重任。毛泽东说:“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1]P12 
 
  (二)地方武装对正规军的补充 
 
  由于敌人多次疯狂进剿和会剿,红军战斗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正规军兵员补充已经是一件迫切的事了。由于战事需要,只能招募游民进行补充,但游民日少,补充愈来不易,并且游民没有恒心,参军投机主义强,对我党和军队的忠诚度低。而边界地方武装由于和红军目标、利益的一致性,这时已经成了红军的主要补充力量。地方武装改造发展成为正规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零散的补充兵员,当正规军所需补充兵员不多时,由边界党负责从赤卫队中抽调部分队员进行补充。另一种是成建制的转化。当斗争形势险恶,需要大量兵员时则地方武装直接转化升级为正规军。 
 
  第一,成建制的转化,把袁、王地方武装升编为红三十二团。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山后,遇到的最大地方武装是袁、王部队。老同志熊寿祺回忆道:“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 [2]P179没有袁、王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如果他们反对,在井冈山也是站不住脚的。为此必须对袁、王部队进行改造,把他们变成党的武装,经过我党精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后,袁、王部队接受了改编,升编为红三十二团,袁、王分任正副团长。袁、王部队改编后,极大地壮大了我红军正规军力量,袁、王部队也变成了真正的革命武装,并发展为红四军的4个主力团之一。 
 
  其他成建制的补充还有莲花独立团改编为军部独立营。1928年红四军冬季整训时,为扩充红军力量,将莲花独立团进行了改编,其中张威部编为军部独立营,营长张威。 
 
  第二,零散的兵员补充。除了成建制的改编,另一个补充方式是零散的兵员补充。地方武装成为正式红军的有力补充,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鲜明记载:“红军的组成有六大部分:一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二是参加秋收起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三是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四是湘南暴动后上山的湘南农军;五是国民革命军江西、湖南的投诚部队;六是边界各县的农民地方武装。经过长期的战斗,部队兵力损失很大,前三项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农民也伤亡很大。虽然,前四项‘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1]P10可见,地方武装已成为正式红军的最大来源之一。 
 
  第三,走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扩军路线。在实际扩军的道路上,“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1]P9这种扩军路线解决了红军部队向外发展与保卫地方的矛盾,同时为地方武装转化升级为正规军架设了桥梁。地方武装转化升级为正规军提升了兵员的素质,增强了我军的战斗能力。井冈山斗争时期,地方武装和正规军相结合是我国武装力量体系构建的萌芽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发展为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军相结合的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形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解放军、武装警察、预备役和民兵相结合的形式。这些形式无疑都是对井冈山时期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形式的新发展和新探索。共产党的部队在战争中越打越多,而国民党的部队在战争中却越打越少,并被迫走上抓丁的道路,这说明我党在建军思想和建军战略上优于国民党。寓兵于农,兵民是胜利之本,从地方武装到正规军,这种扩军路线增强了我武装力量,使得我军呈几何数字增长,使得国民党反动派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并最终溃败大陆。 
 
  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预备役相结合,无疑是我党武装力量体系构建在建军上的重要成果。和平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也无必要保持过于庞大的常备军队,彭德怀在做第一部兵役法的说明报告时曾说:“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依靠在平时保持过分庞大的现役军人的人数,这不但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国家的建设,而且在军事上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主要地依靠强大的现役兵员和强大的预备役兵员相结合。”[5]P27今夭,我们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强我军建设,强国强军,巩固国防,捍卫国家主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 毛泽东“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主张的由来及其发展[J].湖南党史,1994,(S1). 
 
  [4]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5] 李士顺.我党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与演变[J].军事历史研究,1987,(03). 
 
  [6] 熊轶欣.简论井冈山时期红军对地方武装和旧军队的改造[J].福建党史月刊,2010,(06).